上海世博会主设计师马丁·罗班说：“20世纪城市追求经济发展，21世纪城市追求的主题则是生态和低碳。”的确，哪里能真正实现生态低碳，人们就更愿意生活在哪里。
　　环视我们生活的大都市，视野所及，高楼林立、树木稀疏，少了宁静的街区、醉人的花香。一个自由的深呼吸，似乎在人满为患、车流穿梭的城市中已成为奢望。

　　松江新城低碳生态样板区，进入了我们的视野……

　　故事

　　新城安家，幸福就像花儿一样

　　在67岁的黄爱菊眼里，自从儿子把新房买在了松江的珠江新城小区，他们一家四口的生活可谓是“幸福就像花儿一样”。

　　如今，但凡被问起“家住哪里？”，黄爱菊总会很骄傲地说：“我把家安在了花园里。”她口中的“花园”就是有着“中国人居环境范例”头衔之称的松江区。这个被誉为“上海后花园”的城区，用大片生态绿地和高质量的清新空气，留住了158万人的心。

　　“把家安在了花园里”

　　早晨6点半，黄爱菊推了推身边的老伴后先起床了。不着急洗漱，伸手打开6楼阳台的玻璃窗，一片公共绿地映入眼帘。入春后的天气已经不凉了，微风吹入屋内，刚才还有些迷糊的人一下子精神起来。

　　7点不到，黄爱菊和老伴一人一身运动装，下楼早锻炼。出小区转个弯，走了不到5分钟，就跨入了占地66万平方米、被誉为上海面积最大公园之一的中央公园，这片绿地甚至横穿了整个松江新城。

　　可以说，住在松江的居民，几乎出门500米都能在一大片占地面积达3000平方米以上的绿地里晨练、游乐。黄爱菊记得，之前在报上读到：“松江城区去年绿化覆盖率为44.06%，人均公共绿地24平方米，均位居全市前列。”这也正是儿子当初被松江吸引，并选择在此安家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从此以后，“把家安在了花园里”便成为黄爱菊的口头禅。

　　沿鹅卵石铺筑的小路走进公园，人工池塘贯穿东西，芳草萋萋，流水潺潺，慢坡起伏，绿树成荫。无论是早晨还是傍晚，这里总能看见悠闲踱步的身影。

　　在送老伴去太极拳小组后，黄爱菊赶紧来到了自己的健身操组，大伙三五成群有说有笑。“昨天教的那节有氧健身操你学得怎样了？”伴随着乐声响起，黄爱菊一天的幸福生活，就从这个“天然氧吧”开始。

　　“绿化帮我们省了电费”

　　在决定把家搬到松江之前，黄爱菊的儿子李名考虑了很久。不过，当他驾驶着轿车沿着思贤路一路前行时，周边连绵三排的绿化一下子吸引住了他。

　　最近，李名连续好几天在环境监测站网页上发现，松江地区空气质量等级达到了“优”。再一查，今年以来，松江空气优良率93.8%，而整个上海去年的空气优良率不过92.1%。

　　“这礼拜就洗了一次车，灰不多。”吃过晚饭，在小区附近的思贤公园和妻子散步时，李名随口一说。没想到妻子张凌也频频点头，“家里的玻璃窗好像也很久没擦了，不显脏。”

　　这一切都源于城市“绿肺”。一般而言，一棵树能减少一个平方米的黄土裸露，而松江城区几乎所有道路都被“绿色”覆盖，灰尘自然“扬”不起来了。

　　对于这样的空气质量，李名得意地用了句广告词来形容：“这里的空气，有点甜。”

　　其实，在拥有人均“一间房”绿地面积的松江地区，绿色生态效应带来的远远不止这些。还记得当初搬来松江时，李名老是因为调错空调温度，被妻子批评。

　　原来，之前在市区居住时，家里空调总要调至24度才觉得凉意颇浓。可搬到松江，“热岛效应”减弱了，室外温度降低了不少。为此，空调温度就被调高了一度。别看只差这区区一度，对于人体感应来说，却十分直观。如今每次说起这个细节，李名总不忘打趣地说：“绿化帮我们省了电费。”

　　傍晚时分，公园湖面上依稀可见落日余晖带来的微微波光，不少拍摄婚纱外景的人陆续离开了。自从松江建造了大量开放式公园后，几乎每天都能看见来取景拍照的新人。

　　散步闲聊之余，公园里100多盏太阳能路灯亮了起来，李名夫妇携手走在幽静的公园小道上。

　　因为喜欢绿树成荫更多过钢筋水泥，如今，28岁的李名选择和父母一起在松江安了家，众多生活细节也让他越发觉得，这里就是他要寻找的“生态宜居绿色家园”。

　　调查

　　城市“绿肺”是怎样炼成的？

　　生态城区建设，不是一个单层面命题，它需要更多系统规划。如今有着“人居范例”头衔的松江，早在10年前就有了一张生态规划蓝图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在众多住户所感受到的宜居环境背后，是各方艰苦的努力，甚至不惜付出代价。而这恰恰是上海未来打造更多生态绿色家园时不可缺少的精神。

　　很少有人知道，为了确保黄浦江水资源不受污染，松江在3年内先后关闭了每年能带来近10亿元收入的58家畜禽养殖场。同时，具有巨大生态效益的2.4万亩涵养林建设工程，也在水源保护区内启动，几年后将形成“波撼江南岸，林茂众鸟栖”的独特水乡风光。这些年，松江关停搬迁了数百家污染大、能耗高、扰民严重的工业企业，使得空气质量明显好转。通过关闭河流沿岸污染企业，昔日的臭河浜如今成为市民亲水休闲之地。

　　在松江绿化市容管理局副局长火光的心中，又在绘制着一张未来5年的绿色生态规划图。“十二五”期间，上海将拓展城市绿色空间，推进大型公共绿地、楔形绿地以及新城、小城镇和大型居住区绿地建设。

　　记者了解到，目前松江户籍人口只有50万左右，而事实上居住人口多达158万。随着两大块经济适用房在松江地区建成，未来5年，人口还将不断导入，因此，松江有意在南部地区打造另一片新城区。

　　这块绿化面积将远远超过东部城区的宜居地块就是松江“南部新城”。在这片处女地上，将拥有类似西湖的人工湖泊，种植大量绿色植物和运用各种生态节能环保理念，而其在规划初期就被冠上了“生态城区”的头衔。

　　其实，随着经济适用房在松江、奉贤、嘉定等区域逐渐推开，越来越多的郊区将成为人口导入大区，相应生态配套也将快速跟进。今后5年，会有更多人入住到生态城区之中。到那个时候，越来越多地区会像松江新城这个“绿肺”一样，让更多居民自由、幸福地呼吸新鲜空气；让更多居民一出家门就进公园。

　　思考

　　“垃圾革命”为何遭遇尴尬

　　打造一个宜居的生态绿色家园，在创造“看得见”的绿色生活的同时，也不能忽略可持续发展和节能等一系列“看不见”的绿色生活方式。根据“十二五”规划，在未来5年中，后者将在打造绿色家园过程中，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　　使用“垃圾处理系统”遇尴尬

　　记者在采访中发现，有着可持续发展意义的垃圾分类正遭遇推广瓶颈。即便是在颇为成熟的“生态城区”松江区，垃圾分类也没能凸显优越性。其区域内的泰晤士小镇在使用“地下管道吸入垃圾处理系统”时，也一度遭遇尴尬局面。

　　据了解，这套“地下管道吸入式垃圾处理系统”3年前安装于泰晤士小镇R1、R2两处住宅区，居民只需将垃圾扔入地面的公共“窗口”，系统就会像吸尘器一样将所有垃圾吸入，通过地下管道统一运送至回收中心。这就意味着，在这个拥有200余户居民的小区内，不需要在地面设垃圾桶。

　　当时，这一理念一度被誉为上海实行垃圾分类的创新之举。如今，这套用巨资购入的先进设备却成为泰晤士小镇的一件摆设，所有日常垃圾依旧由保洁员人工回收。

　　“从没看见这个系统使用过。”已经在小镇当了3年的垃圾回收员的王福根坦言。

　　同样一脸无奈的，还有管理泰晤士小镇的新桃园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刘林。“说实话，机器的维护费用实在太高了。”刘林告诉记者，“现在，这台机器每月只开一次用于检测。”即便如此，电费也已经让物业公司有些吃不消。一旦将这笔费用摊到住户身上，其物业费将从原先的1.8元/平方米直线飙升至6元/平方米。

　　没有进行系统规划是主因

　　其实，自从10年前上海推广垃圾分类开始，这样戛然而止的例子并不少见。探究其背后种种失败的原因，归根结底都是没有进行系统规划。

　　在未来5年里，上海要真正打造一个既让百姓居住舒适，又能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绿色家园，就必须经历“垃圾革命”，并且取得胜利。

　　目前，“十二五”纲要中提出，要建立社会化、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工作机制，最大限度从源头避免和减少生活垃圾产生。坚持生活垃圾“大分流、小分类”的源头分类基本模式，建立健全生活垃圾专项分流处理系统，逐步建立日常生活垃圾投放、收运、处理的全过程分类系统。2015年，争取人均生活垃圾处理量控制在0.8千克/日左右，比2010年减少20%以上。

　　据悉，今年起上海将在居民区，推广简易垃圾分类法，只分干、湿两类。届时，将有18个街镇1000个小区试点新垃圾分类法，并建立辅助分拣、分类运输、分类中转、分类处置的全程分类物流模式。

　　未来5年，垃圾分类不再是居民关起门来单干，而是由小区的居委会、餐厨垃圾的专业回收人员、甚至于连路面开着清扫车的作业人员一同联手。

　　建言

　　宜居，更应该“面向大众”

　　营造生态绿色家园，就要为城市生态“减负”。在谈及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时，中科院院士、上海规划委员会城市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郑时龄一语道破：要多做“加法”。

　　在“十二五”规划中第一次读到“建生态绿色家园”这一未来5年的任务时，他坦言：“我感受到了一种城市的进步。”在他看来，生态已经被摆在了重要地位，而发展生态城市也将成为一种趋势。

　　作为该领域专家，郑时龄知道，其实这个理念在国外早就已经被提出，虽然国外许多城市都没有使用“建设生态型城市”这个词语，但目标是一样的。例如，世界上每年都评出最适宜居住的城市，这其实就在考虑生态发展。

　　“不管是花园城市的松江也好，还是生态岛屿的崇明也罢，都是根据自身特点在发展。”

　　在郑时龄眼中，每个区域的气候和各种生态条件不同，所以城市应该按照自身具备的资源，因地制宜，不要生搬硬套复制。

　　郑时龄说，要为城市的生态“减负”，就必须多做“加法”。所谓的“加减法”更多应该是一种正效应和负效应的博弈。

　　“生态城市，不只是局部环境优美，而应该更注重一个整体生态系统，甚至包括一种生活方式。”郑时龄始终坚持，城市发展不仅仅用“硬指标”来衡量。之前，我们更多关注GDP，关注CPI，考虑的都是一些经济数据。但衡量生态城市，宜居城市使用的却是一种“软指标”，甚至于更多只是一种感觉。

　　在他看来，宜居的城市不应该是“精英宜居”，而更多应该是“大众宜居”，因为这个家的概念更为广泛。